我们向何处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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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篇科幻小说描写的是明天的现实,甚至是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。一个岛国的命运也许是地球命运的缩影。如果上帝收回了人类的土地和马纳,我们该向何处去?

就在爸爸要去被淹没的图瓦卢接我爷爷的头天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爷爷已经死了。

梦中我可不是在澳大利亚的西部高原。这儿远离海边,傍着荒凉的维多利亚大沙漠,按说不该是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地方。可是28年前,一万多图瓦卢人被迫撤离那个八岛之国时(波利尼西亚语言中,图瓦卢就是八岛之群的意思。实际上应再加上一个无人岛,共为九岛),只有这儿肯收留这些丧家之人,图瓦卢人无可选择。听爸爸说,那时图瓦卢虽然还没被完全淹没,但已经不能居住了,海潮常常扑到我家院子里,咸水从地下汩汩冒出来,毁坏了白薯、西葫芦和椰子树。政府发表声明,承认“图瓦卢人与海水的斗争已经失败,只能举国迁往他乡”。

后来我们就迁到澳大利亚内陆。我今年12岁,从来没有见过大海。但在梦中我非常真切地梦见了大海。我站在海面上(?),极目朝远处望,海平线上是一排排大浪,浪尖上顶着白色的水花,在信风的推拥下向我脚下扑来。看不见故乡的环礁,它们藏在海面之下。不过我知道它们肯定在那里,因为军舰鸟和鲣鸟从海面下飞起,盘旋一阵后又落入海面下,而爸爸说过,这两种鸟不像小海燕,是不能离开陆地的。当波利尼西亚的祖先,一个不知名字的黄皮肤种族,从南亚驾独木舟跨越浩瀚的印度洋时,就是这些鸟充当了陆地的第一个信使。然后我又看见远处有一团静止的白云,爸爸说,那也是海岛的象征,岛上土地受太阳暴晒,空气受热升到空中,变成不动的白云,这种“岛屿云”对航海者也是吉兆,是土地神朗戈送给移民们的头一份礼物。最后我看到白云下边反射着绿色的光芒,淡淡的绿色像绿宝石一样漂亮,那是岛上的植物把阳光变绿了。爸爸说,当船上那些濒死的男人女人(他们一定在海上颠簸了几个月)看到这一抹绿光后,他们才能最终确认自己得救了,马上就能找到淡水和新鲜食物了。

然后我看到了梦中的八岛之群。最先从海平线下露头的是青翠的椰子树,它们静静地站立在明亮的阳光下;然后露出树下的土地,由碎珊瑚堆成的海滩非常平坦,白得耀眼。九个珊瑚岛地面都很低,几乎紧贴着海水。岛上散布着很多由马蹄形珊瑚礁围成的泻湖,平静的湖面像一面镜子,倒映着椰子树妖娆的身姿,湖水极为清澈,湖底鲜艳的珊瑚和彩斑鱼就像浮在水面之上。这儿最大的岛是富纳富提,也是图瓦卢的首都。穿短裤的警察光着脚在街上行走,孩子们在泻湖中逗弄涨潮时被困在里面的小鲨鱼,悠闲的老人们在椰子树下吸烟、喝酸椰汁,猪崽和小个子狗(波利尼西亚人特有的肉用狗)在椰子林里打闹。

这就是图瓦卢,我的故乡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它,但它在我的梦中十分清晰——是因为爸爸经常讲它,还是它天生就扎根在一个图瓦卢人的梦里?但梦中我也在怀疑,它不是被海水完全淹没了吗?图瓦卢最高海拔只有4.5米,当南极北极的冰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时,图瓦卢是第一个被淹没的国家,然后是附近的基里巴斯和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。温室效应是工业化国家造的孽,却要我们波利尼西亚人来承受,白人的上帝太不公平了。

我是来找爷爷的,他在哪儿?我在几个环礁岛上寻找着,转眼间爷爷出现在我面前。虽然我从没见过他,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又黑又瘦,须发茂密,皮肤松弛,全身赤裸,只有腰间围了一块布,就像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他惊喜地说:普阿普阿,我的好孙子,我正要回家找你呢。我说爷爷你找我干吗,你不是在这儿看守马纳吗?爸爸说图瓦卢人撤离后你一个人守在这里,已经守了28年了。

爷爷先问我:普阿普阿,你知道什么是马纳吗?

我说:我知道,爸爸常对我讲。马纳(与《圣经》中上帝给沙漠里的摩西吃的神粮不是一回事)是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一种神力,可以护佑族人,带来幸福。不过它也很容易被伤害——就像我们的地球也很容易受伤害一样。如果不尊敬它,它就会减弱。马纳与土地连在一起,如果某个部族失去了土地,它就会全部失去。所以爷爷你一直守在这里,守着图瓦卢人的马纳。

爷爷说:是的,我把它守得牢牢的,一点儿都没有受伤害。可是我老了,马上就要死了,我要你来接替我守着它。

爷爷,我愿意听你的话。可是——爸爸说我们的土地已经全部失去了呀。明天是10月1日,是图瓦卢建国的80周年纪念日。科学家们说,这80年来海平面正好上升了4.5米,把我们最后一块土地也淹没了。爷爷你说过的,失去土地的部族不会再有马纳了。

就在我念头一转的时候,爷爷身后的景色倏然变了。岛上的一切在眨眼之间全部消失,海面漫过了九个岛,只剩下最高处的十几株椰子树还浮在水面上。我惊慌地看着那边的剧变,爷爷顺着我的目光疑惑地回头,立即像被雷劈一样惊呆了。他想起了什么,急忙从腰间解下那块布仔细查看,不,那不是普通的布,是澳大利亚国旗。不不,不是澳大利亚国旗。虽然它的左上角也有象征英联邦的“米”字,但旗的底色是浅蓝而不是紫蓝,右下角的星星不是六颗而是九颗——这是图瓦卢国旗啊,九颗星星代表图瓦卢的九个环礁岛。爷爷紧张地盯着这九颗星,它们像冰晶一样的晶莹,闪闪发光,璀璨夺目。然而它们也像冰晶一样慢慢融化,从国旗上流下来。

当最后一颗星星从国旗上消失后,爷爷的身体忽然摇晃起来,像炊烟一样轻轻晃动着,也像炊烟一样慢慢飘散。我大声喊着“爷爷!爷爷”,向他扑过去,但我什么也没有抓到。爷爷就这样消失了,只留下我独自一人在海面上大声哭喊:

爷爷!爷爷你不要死!

爸爸笑着说:普阿普阿,你是在说梦话。你爷爷活得好好的。今天我们就要去接他。

爸爸自言自语道: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孙子呢。你12岁,而他在岛上已经守了28年,那时他说过,等海水完全淹没九个环礁岛之后,他就回来。

爸爸叹息着:回来就好了,他不再受罪,我也不再作难了。

爷爷决定留在岛上时说不要任何人管他。他说海洋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母亲,一个波利尼西亚人完全能在海洋中活下去。食物不用愁,有捉不完的鱼;淡水也没问题,可以接雨水,或者用祖先的办法——榨鱼汁解渴;用火也没问题,他还没有忘记祖先留下的锯木取火法,岛上被淹死的树木足够他烧了。说是这样说,爸妈不可能不管他。不过爸妈也很难,初建新家,一无所有,虽然图瓦卢解散时每家都领到少量遣散费,那也无济于事。族人们都愿意为爷爷出一点力,但大部分图瓦卢人都分散了,失去联系了。爸爸只能每年去看望一次,给爷爷送一些生活必需品,像药品、打火机、白薯、淡水等。虽然每年只一次,但所需的旅费(我家已经没有船了,那儿又没有轮渡,爸爸只能租船)也把我家的余钱榨干了,弄得28年来我家没法脱离贫穷。妈妈为此一直不能原谅爷爷,说他的怪念头害了全家人。她这样唠叨时,爸爸没办法反驳,只能叹气。

今天是2058年10月1日,早饭后不久,一架直升机轰鸣着落到我家门前空地上,三个记者走下飞机。他们是送我们去图瓦卢接爷爷回家的——也许说让他“离家”更确切一点。他们是美国CNN记者霍普曼先生,新华社记者李雯小姐,法新社记者屈瓦勒先生。这三家新闻社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件事的重磅宣传,因为——据报纸上说,爷爷提卡罗阿是个大英雄,以独自一人之力,把一个国家的灭亡推迟了28年。那时国际社会达成默契,尽管图瓦卢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,但只要岛上的图瓦卢国旗一天不降下,联合国大厦的图瓦卢国旗也就仍在旗杆上飘扬。但爷爷终究没有回天之力,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,永远不会再升起了。所以,他的失败就更具有悲壮苍凉的意味。

三个记者同爸爸和我拥抱。他们匆匆参观了我家的小农庄,看了我们的白薯地、防野狗的篱笆、圈里的绵羊和鸸鹋。屈瓦勒先生叹息道:

“我无法想象,波利尼西亚人,一个在大洋上驰骋的海洋民族,最终被困在陆地上。”

妈妈听见了,28年的贫穷让她变得牢骚不平,逮着谁都想发泄一番。她尖刻地说:“能有这个窝,我们已经很感谢上帝了。我知道法国还有一些海外属地,那些地方很适合我们的,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图瓦卢人腾出一小块地方?”

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脸红了,没有回答,弄得爸爸也很尴尬。

这时李雯小姐在我家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刻有海图的葫芦,非常高兴,问:“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海图?”

爸爸很高兴能把话题扯开,自豪地说,没错,这是一种海图。另一种海图是在海豹皮上缀着小树枝和石子,以标明岛屿位置、海流和风向,我家也有过,现在已经腐烂了。他说,在科技时代之前,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,浩瀚的东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领地,虽然各个岛相距几千海里,但都使用波利尼西亚语,变化不大,互相可以听懂。各岛屿还保持着来往,比如塔希提岛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访2000海里之外的夏威夷岛。他们没有蒸汽轮船,没有六分仪,只凭着星星和极简陋的海图,就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。那时,波利尼西亚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贵族(阿里克)掌握着,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里克。

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很多相,霍普曼先生催她说:咱们该出发了,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。

我们上了直升机,妈妈坚决不去,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。当然这只是托词,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。爸爸叹息一声,没有勉强她。

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,有各大通讯社,有环保人士,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,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。所有这些人将乘“彩虹勇士”号轮船到达那儿。

直升机迅速飞出澳大利亚内陆,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。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,机下是一片圆形的海域,中央凸起,圆周处沉下去,与凹下的天空相连。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聊着,霍普曼先生说,在世界各民族中,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,因为,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,“球形地球”才是最直观的印象。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,他的“太阳中心说”一定能更早提出。

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,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。这给人一种错觉,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,动的只有天上的云。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,说:

“普阿普阿,我送你一件小礼物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·高更的这幅名画。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,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,在大洋的怀抱中,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——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——重新思考人生,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。画的名称是:

“我们从何处来,我们是谁,我们向何处去?”

一个12岁男孩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意,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: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,无论是人、狗、羊、猫还是那个不知名的神像,都像是在梦游中。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谁,正在苦苦地思索着。我大声说出自己对这幅画的看法:

“这幅画——还不如我画得好呢。你们看,画上的人啦狗啦猫啦神像啦,都像是没睡醒的样子!”

三个记者都笑了,屈瓦勒先生笑着说:你能看出画中的梦幻色彩,也算是保罗·高更的知音了。霍普曼先生冷峭地说:

“恐怕全体人类都没有睡醒呢。一旦睡醒,就得面对那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,也是最现实的一个——当我们亲手毁了自己的挪亚方舟后,我们能向何处去?上帝不会为人类再造一条新挪亚方舟了。”

图瓦卢到了。

完全不是我梦中见到的那个满目青翠、妖娆多姿的岛群。它已经完全被淹没了,基本成了暗礁,不过在空中还能看到它,因为大海均匀的条状波纹在那里变得紊乱,飞溅着白色的水花和泡沫,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个环礁岛的形状。海面之上还能看见十几株已经枯死的椰树,波峰拍来时椰树几乎全部淹没,波峰逝去时露出椰树和一部分土地。再往近飞,看到椰树上搭着木板平台,一个简陋的棚子在波涛中隐现,不用说,那就是爷爷居住了28年的地方。最高的一棵椰树上绑着旗杆,顶部挂着一面图瓦卢国旗,因为湿重而不会随风飘扬,只有当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时,它才随波浪的方向展平。国旗已经相当破旧褪色,但——我看见了右下角的九颗星星,它并没有像梦中那样变成融化的冰晶。

爷爷一动不动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们,就像是复活节岛上的石头雕像。

“彩虹勇士”号游船已经提前到了,它怕触礁,只能在远处下锚。船上放下两只小筏子,把乘客分批运到岛上。我们的直升机在木板平台上艰难地降落,大家从舱门跳下去,爸爸拉着我走向爷爷。很奇怪的,虽然眼前的景色与我梦中所见全然不同,但爷爷的样子却和梦境中非常相像:全身赤裸,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,皮肤晒成很深的古铜色,瘦骨嶙峋,乱蓬蓬的发须盖住了脸部,身上的线条像刀劈斧削一样坚硬。

爸爸说:普阿普阿,这是你爷爷,喊爷爷。

我喊了一声爷爷。爷爷把我拉过去,揽到他怀里,没有说话。我仰起头悄悄端详他,也打量着他的草棚。棚里东西很少,只有一根鱼叉,一个装淡水的塑料壶,一篮已经出芽的白薯,它们都用棕绳绑在树上,显然是防止浪涛把它们卷走;地上有一条吃了一半的金枪鱼,用匕首扎在地板上,看来是他的早饭。现在虽是落潮时刻,但浪子大时仍能扑到木平台上,把我们还有几位记者一下子浇得全身透湿,等浪头越过去,海水迅速从木板缝隙中流走。我想,在这样的浪花飞雨下,爷爷肯定不能生火了,那么至少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吃生食吧。这儿也没有床,他只能在湿漉漉的木板上睡觉。看着这些,我不禁有些心酸——爷爷一个人在这儿熬了整整28年啊。

爷爷揽着我,揽得很紧,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疼爱,但他一直不说话。也许28年的独居生活之后,他已经不会同亲人们交流了。这时记者们已经等不及,李雯小姐抢过来,把话筒举到爷爷面前问:

“提卡罗阿先生,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。在这个悲凉的时刻,请问你对世人想说点什么吗?”

她说这是个“悲凉的时刻”,但她的表情可一点儿也不悲凉。看着她兴致飞扬的样子,爸爸不满地哼了一声。连我都知道这个问题不合适,有点儿往人心中捅刀子的味道,但你甭指望这个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能体会图瓦卢人的心境。爷爷一声不吭,连眼珠都没动一下。李小姐大概认为他没有听懂,就放慢语速重复一遍。爷爷仍顽固地沉默着,场面顿时变得比较尴尬。大概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,霍普曼先生抢过话头,对爷爷说:

“提卡罗阿先生,你好。你还记得我吗?28年前,你任图瓦卢环境部长时,我曾到此地采访过你,那时你还指着自己的院子说,海平面已经显著升高,潮水把你储存的椰干都冲走了。”

原来他是爷爷的老相识了,爷爷总该同他叙叙旧吧,但令人尴尬的是,爷爷仍然一言不发,脸上也没有表情。这么一来,把霍普曼先生也给窘住了。这时爸爸看出了蹊跷,忙俯过身,用图瓦卢语同爷爷低声交谈了一会儿,然后回过头,苦笑着对大家说:

“他已经把英语忘了!”

凡是图瓦卢人都能说英语,尤其是爷爷,当年作为环境部长,英语比图瓦卢语还要熟练。但他在这儿独自待了28年后,竟然把英语全忘了!爸爸摇着头,感慨不已。这些年他来探望爷爷时,因为没有外人,两人都是说图瓦卢语,所以没想到爷爷把英语忘了,却记着自己的母语。这个发现太突然,我们都有点儿发愣。不知为什么,这句话使霍普曼先生忽然泪流满面,连声说:

“我能理解,我能理解。在这28年独居生活中,他肯定一直生活在历史中,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们在一起,他已经彻底跳出今天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了。”他转向其他记者,“我建议咱们不要采访他了,不要打扰这个老人的平静。”

他的眼泪,还有他的这番话,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,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。

其他记者当然不甘心,尤其是那位漂亮的李小姐,他们好容易组织起这个活动,怎么能让主角一言不发呢?怎么向通讯社交代?不过他们没有机会了,从游船上下来一群人,欢笑着拥了过来,把爷爷围在中间,而把记者们隔在外边。他们都是50岁以上的图瓦卢男女,是爷爷的熟人。今天他们都恢复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打扮:头上戴着花环,上身赤裸,臀部围着沙沙作响的椰叶裙。他们围住爷爷,声音嘈杂地问着好,爷爷这时才露出第一丝笑容。

不知道他们和爷爷说了些什么,很快他们就围着爷爷跳起欢快的草裙舞。舞会持续了很长时间,大浪不时把他们淹没,但一点儿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。鼓手起劲地敲着木鼓(一块挖空的干木),节奏欢快热烈。男男女女围成圆圈,用手拍打着地面。女人们的赤脚踩着音乐节拍,弯下双膝,双臂曲拢在头顶,臀部剧烈地扭摆着。大家的节奏越来越快,人群中笑声、喊声、木鼓声和六弦琴声响成一片,连记者们也被感染,不再专注于采访任务了,都加入到舞阵中来。

爷爷没有跳。他显然被风湿病折磨,连行走都很困难。他坐在人群中间,吃着面包果、木瓜、新鲜龙虾,喝着酸椰汁,这都是族人为他带来的。他至少28年没有见过本民族的土风舞了,所以看得很高兴,乱蓬蓬的胡须中露出明朗的、孩子一样的笑容。有时他用手指着哪个舞娘夸奖几句,那人就大笑,跳得格外卖力。

后来人群开始唱歌,是用图瓦卢的旧歌曲调填上新词,一个人领唱,然后像波涛轰鸣般突然加上其他人的合唱。歌词只有一段,可惜我听不大懂,我的图瓦卢语仅限日常生活的几句会话。我只觉得歌声尽管热烈,其中似乎暗含着凄凉。这一点从大伙儿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,他们跳舞跳得满面红光,这时笑容尚未消散,但眼眶中已经有了泪水。爸爸这时跳累了,坐在我身边休息,用英语为我翻译了歌词的大意:

我们的祖先来自太阳落下的地方,

驾着独木舟来到这片海域。

塔涅、图、朗戈和坦加罗亚四位大神护佑着我们,

让波利尼西亚的子孙像金枪鱼一样繁盛。

可是我们懒惰、贪婪,

失去了大神的宠爱。

大神收回了我们的土地和马纳,

我们如今是谁?我们该往何处去?

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,刚才跳舞时的欢快此刻已经消散,人人泪流满面。爸爸哭了,我听完翻译也哭了。只有爷爷没有哭,但他的眼中也分明有泪光。

太阳慢慢落下来,已经贴近西边的海面,天空中是血红色的晚霞。该降旗了。人人都知道,这一次降旗后,图瓦卢的国旗,包括联合国大厦前的图瓦卢国旗,将从此消失,再也不会升起。悲伤伴着晚潮把我们淹没。我们都不说话,静静地看着血色背景下的那面国旗。最后爸爸说:

“降旗吧。普阿普阿你去,爷爷去年就说过,让我这次一定把你带来,由你来干这件事。”

一个12岁男孩完全体会到爷爷这个决定的深意,就像我梦见过的,爷爷想让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接替他,继续守住图瓦卢人的马纳。我郑重地走过去,大伙儿帮我爬上椰子树,记者们架好相机和摄像机,对准那面国旗,准备录下这历史的一刻。就在这时,一直不说话的爷爷突然说话了,声音很冷:

“不要让普阿普阿降旗。他连图瓦卢话都忘了,已经不是波利尼西亚人了。”

我一下子愣了,爸爸和周围的族人也都愣了。我想也许我听错了爷爷的话?但显然不是,这几句简单的图瓦卢话我还是能听懂的。而且我立即回想起来,自从爷爷看见爸爸为我翻译图瓦卢语歌词之后,他看我的眼光中就含着冷意,也不再搂我了。我呆呆地抱着椰子树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羞得满脸通红。爸爸低声和爷爷讲着什么,讲得很快,我听不懂,身旁一位族人替我翻译。爸爸是在乞求爷爷不要生气。他说,我一直在教普阿普阿说图瓦卢话,但图瓦卢人如今已经分散了,我们都生活在英语社会里,儿子上的是英语学校,他真的很难把图瓦卢话学好。

爷爷怒声说:“咱们已经失去了土地,又要失去语言,你们这样不争气,还想保住图瓦卢人的马纳?你们走吧,我不走了,我要死在这里。”

爸爸和族人努力劝说他,劝了很久,但爷爷执意不听。这也难怪,一个独居了28年的老人,脾气难免古怪乖戾。眼看夕阳越来越低,爸爸和族人都很为难,急得团团转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几位记者关切地盯着我们,想为我们解难,但他们对执拗的老人同样毫无办法。这时我逐渐拿定了主意,挤到爷爷身边,拉着他的手,努力搜索着大脑中的图瓦卢话,结结巴巴地说:

“爷爷——回去——”爷爷看看我,冷淡地摇头拒绝,但我没有气馁,继续说下去,“教普阿普阿——祖先的话。守住——马纳。”想了想,我又补充说,“我一定——学好——爷爷?”

爷爷冷着脸沉默了很久,爸爸和大伙儿都紧张地盯着他。我也紧张,但仍拉着他,勇敢地笑着。我想,尽管他生气,但他不可能不疼爱自己的孙子。果然,过了很久,爷爷石板一样的脸上终于绽出一丝笑意,伸手把我揽到他怀里。大伙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

最后仍是由我降下了国旗。我、爷爷、爸爸上了直升机,其他人则乘游船离开。太阳已经落到海里,黑漆漆的夜幕中,灯火通明的游船走远了。直升机在富纳富提的正上空悬停,海岛、椰子树和爷爷的棚屋都淹没在夜色中,海面上浮游生物的磷光和星光交相辉映。登机前爷爷说,把椰子树和草棚烧掉,算是把这块土地还给朗戈大神吧。离开前我们在它上面浇上了柴油,最后的点火程序,爷爷仍然交给我来完成。爸爸箍着我的腰,我把火把举到机舱外(怕引起舱内失火),用打火机点燃了它,然后照准海面上影影绰绰的草棚轮廓扔下去。一团明亮的大火立即从夜空中爆起,穿透水雾,裹着黑烟盘旋上升。直升机迅速升高,绕着大火飞了两圈,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同故土告别。爷爷把我拉进去,关上机舱门,我感觉到他坚硬的胳臂紧紧地搂着我。然后直升机离开火柱,向澳大利亚的方向飞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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